在倡导集体主义、舍小我保大我的社会中，人们当然倾向于牺牲一个人里的利益而保障多数人的利益。但问题在于，生命真的可以只用数量衡量吗？当然，这个时候用数量衡量生命的价值，可能是最没有争议的，因为当我们附加另外的变量，事件又开始尴尬起来。如果轨道另一侧的一个人是伟大的科学家，而另外一边的五个人是对社会毫无用处的闲散人员，此时又该怎么处理？当我们考量这些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就落入了功利主义的窠臼。不得不去进行价值判断，选择损失最小的后果。在这一过程中，对自动驾驶领域的伦理学思考逐渐转向了另外两个哲学理论——旁观者悖论和“安全旁观者”

    按照这个协议的内容，从逻辑上推断在出现危险的时候，应当首先保证车外无辜第三人的安全，原因很简单——车外的第三人并没有签署自动驾驶的出行服务协议，而车内的成员已经签署了自愿承担危险的协议。因此当自动驾驶汽车出现车祸等危险时，应当首先保障无辜第三人的安全。

    这就是第三者悖论所在：如果坚持这套逻辑，那么自动驾驶行业必定走不长远。因为车外的无辜第三人并不是自动驾驶技术的消费者，真正消费的人，是车内的已经签了出行服务协议的人。换言之，车内的自愿承担风险的用户才是自动驾驶平台的“金主”，“金主”出了事，却要优先保护根本没有给钱的第三人，这样的行业怎么可能发展得下去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某饭店不给自己的顾客谋福利，反而去保障那些去别的饭店吃东西的顾客，那久而久之谁还去自家的饭店消费呢？

    第三者悖论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公众往往会站在与事件无关的旁观者的角度去考量各类现实问题，这也是科技哲学中常提及的“安全旁观者悖论”。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而言，人们总是习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批判他人，但一旦自己站到了被批判的人的位置上，观点就会立刻改变。这就使得各类有关自动驾驶伦理问题的调查问卷会严重失真。人们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会对自动驾驶伤及无辜第三人嗤之以鼻，但是当把人们放到自动驾驶汽车内，则多数人又会立刻改变想法，希望自动驾驶车辆能保护好自己，哪怕是以伤害路边的无辜第三人为前提。安全旁观者悖论和第三者悖论，果然有趣。

    这一对概念其实很好理解。回顾性责任通常针对已经发生的行为或者事件（通常引发了不好的结果），然后考量应当由谁去对这一不好的结果负责。对于造成了不好的结果的一方，予以法律或者道德的谴责。就拿我们刚才说的自动驾驶举例。当我们谈及自动驾驶出了事、撞了人谁负责的时候，其实就是回顾性责任思维的体现。这种思维在社会中非常多见，比如有的领导会跟下属说：这个事情可以创新，可以不走寻常路，但是出了事情，就是你的锅。这就是典型的回顾性责任思维。

    前瞻性责任思维与回顾性思维截然不同。前瞻性责任涉及还未发生或者将要发生的行为和事件。往往着眼于如何通过界定标准行为来避免归责。举例而言，国家为自动驾驶技术设立专门的行业规范。如果自动驾驶技术研发者按照平台规定做到了所有应当做的安全步骤，那就是完成了“前瞻性责任的义务”。一旦真的出了事，也不需要再承担或者再完全承担回顾性责任。

     如果说回顾性责任关注的是已经发生的行为及其结果，来定义个人的道德和法律的可谴责性，即着眼于“结果”，那么回顾性责任就是关注还未发生或者将要发生的行为或事件，并期望通过完成某项规定动作，来产生一个积极的结果。即着眼于“行为”。两者的关系大致可以类比于刑法理论中的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

     前瞻性责任思维对科技创新极为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自动驾驶领域和科技哲学中的负责任创新理论如此契合。

    举例而言，自动驾驶、AI、Web3 等新兴领域快速崛起不过十年时间，技术尚未成熟，其中必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就好像萝卜快跑的出行协议中说的那样：即使我们尽最大努力保障您与同行人的人身安全及财产安全，基于自动驾驶当前发展阶段的特殊性，我们仍无法保证绝对不会发生不利的风险及后果。为什么自动驾驶服务协议会有那么多的“辣眼睛”的免责条款？原因就在于自动驾驶技术尚不成熟，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越不成熟的技术，其风险就越大。网约车平台的服务协议之所以都有中规中矩的免责声明，并不是因为网约车平台运营方的“道德水平”比自动驾驶平台运营方高，而是因为网约车平台的技术、规范均已成熟。出了事有法可依，有据可循。但自动驾驶不同，作为新生事物，每一个技术从最初开展到走向成熟都伴随着无数的事故。飞机的发展不就是这样的吗？

     在面对一个尚在发展之中，尚不成熟的产业的时候，通过“出了事就是你的锅”这样的回顾性思维显然不能解决问题。这个时候就体现出“前瞻性责任思维”对行业的必要性了。

     前瞻性责任观不去纠结于“出了事”之后的解决方案，而是规范行动者还未发生或者将要发生的行为，以确保产生一系列积极的结果，或者避免消极结果的发生。因此在这个责任观下，如何进行事前的规范尤为重要。如果行为人已经做足了事前的规范，那么即使出现了不利后果，也不应当归责于行为人。这就是前瞻性责任观可以助力生产力创新的核心所在。

    正如同飒姐团队在前面所说的，前瞻性的责任观着眼于对没出事的时候的行为规范。即规范新兴产业从业者行为，以避免不利结果发生。如果新兴产业的从业者完全按照相应规范从事生产，那么即使出现了不利后果，也不应当进行追究。于是行为规范的制定就变得尤为重要。实际上世界各国在自动驾驶领域的密集立法，就体现了这种前瞻性的责任观。

     如英国早在 2018 年无人驾驶刚崭露头角的时候英国便通过了AEV2018（Automated & Electric Vehicles Act2018，自动驾驶汽车法案 2018），并且火速修改了 The Highway Code（高速公路法），增加了自动驾驶的章节。2022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法律委员会以及苏格兰法律委员会又联合发布了《自动驾驶汽车：联合报告》（Automated Vehicles: Joint Report），其中就包含了如何制定自动驾驶汽车监管改革等建议，今年 5 月通过英国又迅速通过了新的AEV2024（Automated Vehicles Act 2024，自动驾驶汽车法案 2024）。新的自动驾驶汽车法案一共七大部分，内容涵盖对无人驾驶汽车的总体监管体系、车辆使用的刑事责任、警务与调查、营销限制、服务许可等等条款。

     这部法案最令人注目的条款就是规定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相关责任承担问题。而这些责任承担问题的相关规定就是前瞻性责任观的典型体现，即只要做到上述行为规范，那么一旦出了意外情况，也可以在一定情形下免责。这些前瞻性责任的规定主要有：

    第一，规定了 ASDE（Authorised Self-Driving Entity,授权自动驾驶主体）和 UiC(User-in-Charge，负责用户 ) 的责任。

     这里我们需要先明确几个概念，ASDE 就是授权自动驾驶主体，一般是自动驾驶汽车制造商或开发商。UiC 是负责用户，是指在开启 UiC 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中且能够对该车辆实施控制的个人。反之，NUiC 用户就是无负责用户，是指在自动驾驶汽车内无人对车辆行驶控制权时，一名持有执照的 NUiC 运营者远程监管该车辆，并在该车辆遇到超出处理能力的问题时对该车辆发出的警报做出反应的人。

     该法案要求 ASDE 应当始终确保车辆符合自动驾驶测试的要求，并且要求 ASDE 定期收集和向监管机关提供相应安全信息，并规定 ASDE 应当指定一名自然人对所提供的信息负责。

    如果 ASDE 未按照规定要求向监管部门定期提供安全信息，或者提供的信息在重大方面存在虚假或者误导性，或者隐匿安全信息，则 ASDE 制定的提供信息的自然人以及直接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都将构成刑事犯罪。

    同样地，如果 NUiC 未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提交自己监管的自动驾驶车辆的安全信息，或者提交的信息有误、隐瞒有关车辆安全的信息，也会构成相应的刑事犯罪。

     当事故发生时，如果 ASDE 和 NUiC 均定期向监管部门提供相应的自动驾驶信息，且定期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且自动驾驶系统也通过了相应的测试要求。则 ASDE 和 NUiC 不对事故负责。

     在具有 UiC（如自动驾驶汽车中有安全员）的场景中，在事故发生时，原则上 UiC 应当承担和驾驶员一样的责任，例外情况如，在危险状态之下使用自动驾驶（危险状态的定义很简单：如果对于一名有经验且谨慎的司机而言，该车辆行驶时所处的环境、路况等可能有危险）时，如果安全员坚持使用自动驾驶，那么一旦导致事故，驾驶员就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这些情形其实都体现了一个观点：只要能做到监管机关期望你做到的义务，那么即使出了问题，监管机关也不会将“甩锅”的大棒砸向你。这就是负责任创新的核心，也是负责任创新能够助力新科技领域发展的关键。